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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遊褒禪山記》品讀賞析

王安石為相時對於新法的執行非常堅持,被時人稱為“拗相公”,或許與他遊褒禪山的經歷有關

《遊褒禪山記》是王安石的代表之作。表面上看,本文是一篇遊記,其實是借題發揮的議論文。本文的最大特點是記敘、議論相結合,記敘為議論服務。

  作者先記敘了自己遊山洞的經歷。山洞“深”、“難”、“奇”,因有人“怠而欲出”,自己隨之而出,所以不能“極夫遊之樂”。接著,作者轉入議論,“夫夷以近,則遊者眾;險以遠,則至者少。而世之奇偉瑰怪非常之觀,常在於險遠,而人之所罕至焉。”這樣就把人分成兩類,只有那些不畏艱險沿著崎嶇的山路勇敢攀登的人,才有希望到達光輝的頂點。
  這個道理不僅僅適用於遊覽爬山,也適用於一切工作。王安石作為一位政治家,從小熟讀儒家經典,仰慕孔孟,立志高遠。他在政治上的改革不就是探尋險遠之處的奇偉瑰怪嗎?當然,王安石深知,欲達險遠,首先需要立志,這是主觀條件。沒有遠大志向就永遠到達不了“險遠”。王安石有這個志向,他一生所追求的就是改變北宋“積貧積弱”的局面,要經世致用,這個願望在他上奏仁宗皇帝和神宗皇帝的文章裡講得清清楚楚。
有了志,就要持之以恆,有主見,不隨波逐流。否則,也不能到達“險遠”。在此基礎上,自身還要有足夠的力量。從政治改革的角度講,這個“力”是德、才、學、識各個方面綜合能力的體現。以上三個方面,志、恒、力都是攀登者自身具備的條件,可謂內部條件。然而到了“幽暗昏惑”之處,如果“無物以相之”,也不能到達。這裡的“物以相之”指什麼?作者王安石是有深意的。
王安石在做地方官時是就開始推行“青苗法”,效果很好。初試改革,他信心十足。然而改革是十分艱巨的任務,會遇到來自各方面的干擾阻撓。改革如果沒有最高權利──皇帝的支持是絕對不行的。特別是當改革進行到一定程度,懷疑者、攻擊者紛紛而至的時候,關鍵就看皇帝的態度了。王安石對此十分清醒,他希望皇帝能支持他。
當他寫了《上仁宗皇帝言事書》後,並沒有引起宋仁宗的重視,或者說,宋仁宗根本就不想支持他變法改革。年僅20歲的宋神宗繼位後,想有所作為,他重用王安石。於是,王安石上奏《本朝百年無事劄子》,論述了宋仁宗執政四十多年的種種弊病,指出了歌舞昇平的背後存在的嚴重危機。在宋神宗的全力支持下,王安石開始了 “熙寧變法”。神宗死後,不滿十歲的哲宗繼位,大權落在太后高氏手中。高太后對變法早就不滿了,她執政後,起用司馬光為首的保守派,於是變法失敗。相之之“物”,還包括一支高素質的官員隊伍。
王安石非常重視人才,可以說他是一個“人才決定論者”。他篤信“有治人,無治法”。要想振興宋朝,必須造就一大批既有忠心,又有能力,可以勝任朝廷重托的各級人才。王安石提出了“教之、養之、取之、任之”八字綱領。但由於宋神宗求成心切,熙寧變法在缺少一支精幹的官員隊伍的情況下就匆匆上馬了。由此看來,“物以相之”是何等的重要啊!
林紓評析《遊褒禪山記》時說道:“此文足以概荊公之生平。‘志’字是通篇之主,謂非定力以濟之,即有志亦復無用。故公之行新法堅決,不信人言也。所謂‘無物以相之’,相者,火也;火盡又焉得至?故行新法亦須人以助。武靈王行新法,有肥義諸人相之;公不得韓、富為之相,專恃呂惠卿、李定輩,無濟也。‘於人可譏’,則指同時指斥新法者;‘在己為有悔’,非悔新法之不可行,悔新法之不竟行也。‘盡吾志’三字,表明公之倔強到底,不悔新法之不善,而恨奉行者之不力。……按「至和」為仁宗年號,公實未相,新法亦為萌芽,吾言似少近穿鑿鍛煉。不知言者心聲,公之宿志如此,則異日之設施亦正如此。”林紓的此番分析可謂“此言得之”。

  令讀者費解的是,王安石針對“仆碑”提出“深思而慎取之”的觀點,這個觀點是否遊離於主題之外呢?是否對上段議論有所沖淡呢?細細琢磨,作者把這一小段放在大段議論之後寫是有深意的。“仆碑”雖“仆”,畢竟是“碑”,但“其文漫滅”,謬種流傳,不得識其真面目。學者不應該被表面現象所迷惑,應追根溯源,求其本質。
王安石變法,有成功的可能,也有失敗的危險,中國向來有“成者王侯,敗者寇”的說法,一旦變法失敗,王安石能否得到一個客觀公正的評價呢?王安石的擔心不是沒有道理。不是有人稱王安石為“奸人”嗎?王安石壯志未酬,他成了後世毀譽交織、爭論最多、分歧最大、蓋棺難定論的人物。仇視王安石的人極盡誣衊栽贓之能事,欲“漫滅其文”。由此看來,“學者不可以不深思而慎取之”,這是多麼令人驚心的話語啊!由此而知王安石洞悉人性。

  後人評價此文說:“逸興滿眼,而餘旨不絕。”(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鈔•宋大家王文公文鈔》卷八)“借題寫己,深情高致,窮工極妙。”(《唐宋文醇》卷五十八李光地語)“用筆最折。”(沈德潛《唐宋八家文讀本》卷三十)這些論述都道出了本文的深層含義,可謂王安石的“知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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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

《遊褒禪山記》賞析
 
 《遊褒禪山記》是以借遊山探洞為題,闡述治學之道。它是以議論為主、記遊為次,通過記遊進行說理的優秀散文。

  王安石這次遊褒禪山,因未能窮究山洞奇險之景,“不得極夫遊之樂”,敗興而歸。然而他在自我引咎追悔、反復思辯中,深刻地領悟了“世之奇偉瑰怪非常之觀,常在於險遠”的道理,並由此對治學之道進行深入的思考。

  先敘後議,結構嚴謹自然。文章從介紹褒禪山得名之由落筆,既而簡要地敘述了華山前洞和後洞的概況,然後通過詳細地描寫他們進入幽暗深邃的後洞的經過寫出了作者“入之愈深,其進愈難,而其見愈奇”的真切感受,真可謂一語雙關,既是對游洞實景實情的描寫,也是對全文中心議題的表示。
接著,作者又用入洞越深,記遊者越少的事實來強化自己的切身感受,慨歎自己在“力尚足以入、火尚以明”的情況下,卻隨著人群畏難退縮、半途而廢,乃至追悔莫及的惆悵之情。文章從客觀上的記敘向主觀的議論逐漸自然過渡,記敘和議論緊密結合。上下文一氣呵成,顯得氣勢流暢。

  前呼後應,議論層層相關。文章圍繞著“入之愈深,其進愈難,而其見愈奇”這個中心議題逐層展開,文意由敘探洞轉向議治學。作者學習古人求思之深,故“往往有得”的治學精神,認識到在客觀條件許可下,做任何事情都必須樹立雄心壯志,才會不避險遠、百折不撓;矢志不渝,勇往直前,最終必定能取得奇偉、瑰怪、不同凡響的成就。只要盡了自己最大的努力,即使沒有達到預期的目的,也決不會因為遭到他人的譏諷而後悔。文章緊緊扣住“深”“難”“奇”三字,從志向、力量、物質條件三方面,進行遊洞和治學二者間的相互比擬,由實而虛,因事明理;觸類旁通,融敘事與議論為一體。讀者從字裡行間可以感受到作者從消極悔恨到積極反省、從感到不盡興變為有所得的思想情緒的變化。

  在遊山途中,一塊字跡模糊而仆倒在地的碑石,竟引起了王安石極大的興趣,他從碑石上“花山”二字考證出當時人們把“華山”的“華”,讀作“華實”的“華”是錯誤的。並且由此聯想到因為古代文獻資料的不足,在治學過程中,常常出現以訛傳訛的現象。於是,他強調指出:治學中應具有“深思而慎取”的態度。作者借殘碑議治學,以小喻大,首尾貫通;不僅加深了文章議論的深度,更表現出作者嚴謹的章法和奇妙的構思。
這篇遊記語言凝煉且富有邏輯性,準確而概括地表達了文章曲折深奧的哲理。
 
  (選自《文言文釋譯與賞析》 天津人民出版社2000年2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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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徐志摩


輕輕的我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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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琳 古詩《飲馬長城窟行》漫談

飲馬長城窟,水寒傷馬骨。
往謂長城吏,慎莫稽留太原卒﹗
官作自有程,舉筑諧汝聲﹗
男兒寧當格鬥死,何能怫郁(ㄈㄨˊ ㄩˋ)筑長城。

長城何連連,連連三千里。
邊城多健少,內舍多寡婦。

作書與內舍,便嫁莫留住。
善待新姑嫜,時時念我故夫子﹗

報書往邊地,君今出語一何鄙﹖
身在禍難中,何為稽留他家子﹖
生男慎莫舉,生女哺用脯。
君獨不見長城下,死人骸骨相撐拄。
結髮行事君,慊慊心意關。
明知邊地苦,賤妾何能久自全﹖

語譯
  第一層(1—8句),寫築城役卒與長城吏的對話:
  讓馬飲水,只得到那長城下山石間的泉眼,那裡的水是那麼的冰冷,都冷傷透及馬骨頭裡。
  一位築城役卒跑去對監修長城的官吏懇求說:你們千萬不要長時間的滯留我們這些來自太原的役卒啊!

從胡適的新詩《希望》到《蘭花草》

如果唱起“我從山中來,帶得蘭花草”,相信很多人都能夠接著唱幾句,這首民歌《蘭花草》在若干年前曾經瘋迷一時,為許多年輕人所喜愛。因為它旋律流暢,同時歌詞淺顯易懂。但是很多人都不知道其實這首歌的原始作者竟然是國寶級的大師胡適博士。原詩的名字是《希望》。1921年夏天,胡適的朋友熊秉三夫婦送給胡適一盆蘭花草,胡適歡歡喜喜帶了回來。胡適每天在讀書寫作之餘精心照顧,但直到秋天,也沒有開出花來,於是他有感而發寫了這首小詩。這首詩清新、質樸、深情,對生命的期待與珍惜躍然紙上。胡適給它取名為《希望》。這首小詩《希望》共3闋60字,詩云:
  我從山中來,帶得蘭花草。種在小園中,希望開花好。
        一日望三回,望到花時過;急壞看花人,花苞無一個。
  眼見秋天到,移花供在家,明年春風回,祝汝滿盆花。


後來20世紀八十年代初期被陳賢德和張弼二人修改並配上曲子,同時改名為《蘭花草》,由名歌手劉文正演唱,從而廣為流傳。

《蘭花草》的歌詞如下   我從山中來,帶來蘭花草,種在小園中,希望花開早。
  一日看三回,看得花時過;蘭花卻依然,苞也無一個。
  轉眼秋天到,移蘭入暖房;朝朝頻不息,夜夜不能忘。
 但願花開早,能將宿願償;滿庭花簇簇,開得有多香。 從以上比較可以清楚看出,《蘭花草》歌詞是《希望》一詩稍加增改而成。從立意、內容、文辭到形式,都沒有大的變化。只是為了傳唱的方便,將三段敷衍為四節。作為歌曲,這是可以理解的。由歌詞我們彷彿看到一個朝氣蓬勃的少年從山中帶回一株蘭花草時的滿心歡喜,看到他在精緻的小園中細心呵護的身影,看到他遮掩不住的焦急。清澈達意的文字中能看到那個少年清澈眼眸裡的天真和悵然。

由前述的解說,1921年胡適寫這首小詩的時候,似乎只是一時興起,將當時的感受以詩的形式表達出來,然而為什麼會取名《希望》,則是眾說紛紜,莫衷一是。一說是1919年2月,胡適曾翻譯過另外一首《希望》小詩。而且,妻子江冬秀懷孕在身,兩個月後就要臨產,“希望”預示著新生命的前程。有人認為詩中的“蘭花草”其實是隱喻“德先生與賽先生”,胡適於1917年回北京大學任教時將民主和科學引進中國,然而到了1921年,民主和科學並沒有如他所預期的在中國落地生根,甚至“苞也無一個”。也有人認為“蘭花草”其實是隱喻白話詩,胡適的文學革命是主張以白話取代文言寫詩,它早在1916年開始就不斷實驗以白話寫詩,可惜贊成他的主張的人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