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為相時對於新法的執行非常堅持，被時人稱為“拗相公”，或許與他遊褒禪山的經歷有關
《遊褒禪山記》是王安石的代表之作。表面上看，本文是一篇遊記，其實是借題發揮的議論文。本文的最大特點是記敘、議論相結合，記敘為議論服務。
作者先記敘了自己遊山洞的經歷。山洞“深”、“難”、“奇”，因有人“怠而欲出”，自己隨之而出，所以不能“極夫遊之樂”。接著，作者轉入議論，“夫夷以近，則遊者眾；險以遠，則至者少。而世之奇偉瑰怪非常之觀，常在於險遠，而人之所罕至焉。”這樣就把人分成兩類，只有那些不畏艱險沿著崎嶇的山路勇敢攀登的人，才有希望到達光輝的頂點。
這個道理不僅僅適用於遊覽爬山，也適用於一切工作。王安石作為一位政治家，從小熟讀儒家經典，仰慕孔孟，立志高遠。他在政治上的改革不就是探尋險遠之處的奇偉瑰怪嗎？當然，王安石深知，欲達險遠，首先需要立志，這是主觀條件。沒有遠大志向就永遠到達不了“險遠”。王安石有這個志向，他一生所追求的就是改變北宋“積貧積弱”的局面，要經世致用，這個願望在他上奏仁宗皇帝和神宗皇帝的文章裡講得清清楚楚。
有了志，就要持之以恆，有主見，不隨波逐流。否則，也不能到達“險遠”。在此基礎上，自身還要有足夠的力量。從政治改革的角度講，這個“力”是德、才、學、識各個方面綜合能力的體現。以上三個方面，志、恒、力都是攀登者自身具備的條件，可謂內部條件。然而到了“幽暗昏惑”之處，如果“無物以相之”，也不能到達。這裡的“物以相之”指什麼？作者王安石是有深意的。
王安石在做地方官時是就開始推行“青苗法”，效果很好。初試改革，他信心十足。然而改革是十分艱巨的任務，會遇到來自各方面的干擾阻撓。改革如果沒有最高權利──皇帝的支持是絕對不行的。特別是當改革進行到一定程度，懷疑者、攻擊者紛紛而至的時候，關鍵就看皇帝的態度了。王安石對此十分清醒，他希望皇帝能支持他。
當他寫了《上仁宗皇帝言事書》後，並沒有引起宋仁宗的重視，或者說，宋仁宗根本就不想支持他變法改革。年僅20歲的宋神宗繼位後，想有所作為，他重用王安石。於是，王安石上奏《本朝百年無事劄子》，論述了宋仁宗執政四十多年的種種弊病，指出了歌舞昇平的背後存在的嚴重危機。在宋神宗的全力支持下，王安石開始了 “熙寧變法”。神宗死後，不滿十歲的哲宗繼位，大權落在太后高氏手中。高太后對變法早就不滿了，她執政後，起用司馬光為首的保守派，於是變法失敗。相之之“物”，還包括一支高素質的官員隊伍。
王安石非常重視人才，可以說他是一個“人才決定論者”。他篤信“有治人，無治法”。要想振興宋朝，必須造就一大批既有忠心，又有能力，可以勝任朝廷重托的各級人才。王安石提出了“教之、養之、取之、任之”八字綱領。但由於宋神宗求成心切，熙寧變法在缺少一支精幹的官員隊伍的情況下就匆匆上馬了。由此看來，“物以相之”是何等的重要啊!
林紓評析《遊褒禪山記》時說道：“此文足以概荊公之生平。‘志’字是通篇之主，謂非定力以濟之，即有志亦復無用。故公之行新法堅決，不信人言也。所謂‘無物以相之’，相者，火也；火盡又焉得至？故行新法亦須人以助。武靈王行新法，有肥義諸人相之；公不得韓、富為之相，專恃呂惠卿、李定輩，無濟也。‘於人可譏’，則指同時指斥新法者；‘在己為有悔’，非悔新法之不可行，悔新法之不竟行也。‘盡吾志’三字，表明公之倔強到底，不悔新法之不善，而恨奉行者之不力。……按「至和」為仁宗年號，公實未相，新法亦為萌芽，吾言似少近穿鑿鍛煉。不知言者心聲，公之宿志如此，則異日之設施亦正如此。”林紓的此番分析可謂“此言得之”。
令讀者費解的是，王安石針對“仆碑”提出“深思而慎取之”的觀點，這個觀點是否遊離於主題之外呢？是否對上段議論有所沖淡呢？細細琢磨，作者把這一小段放在大段議論之後寫是有深意的。“仆碑”雖“仆”，畢竟是“碑”，但“其文漫滅”，謬種流傳，不得識其真面目。學者不應該被表面現象所迷惑，應追根溯源，求其本質。
王安石變法，有成功的可能，也有失敗的危險，中國向來有“成者王侯，敗者寇”的說法，一旦變法失敗，王安石能否得到一個客觀公正的評價呢？王安石的擔心不是沒有道理。不是有人稱王安石為“奸人”嗎？王安石壯志未酬，他成了後世毀譽交織、爭論最多、分歧最大、蓋棺難定論的人物。仇視王安石的人極盡誣衊栽贓之能事，欲“漫滅其文”。由此看來，“學者不可以不深思而慎取之”，這是多麼令人驚心的話語啊！由此而知王安石洞悉人性。
後人評價此文說：“逸興滿眼，而餘旨不絕。”（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鈔•宋大家王文公文鈔》卷八）“借題寫己，深情高致，窮工極妙。”（《唐宋文醇》卷五十八李光地語）“用筆最折。”（沈德潛《唐宋八家文讀本》卷三十）這些論述都道出了本文的深層含義，可謂王安石的“知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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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
《遊褒禪山記》賞析
《遊褒禪山記》是以借遊山探洞為題，闡述治學之道。它是以議論為主、記遊為次，通過記遊進行說理的優秀散文。
王安石這次遊褒禪山，因未能窮究山洞奇險之景，“不得極夫遊之樂”，敗興而歸。然而他在自我引咎追悔、反復思辯中，深刻地領悟了“世之奇偉瑰怪非常之觀，常在於險遠”的道理，並由此對治學之道進行深入的思考。
先敘後議，結構嚴謹自然。文章從介紹褒禪山得名之由落筆，既而簡要地敘述了華山前洞和後洞的概況，然後通過詳細地描寫他們進入幽暗深邃的後洞的經過寫出了作者“入之愈深，其進愈難，而其見愈奇”的真切感受，真可謂一語雙關，既是對游洞實景實情的描寫，也是對全文中心議題的表示。
接著，作者又用入洞越深，記遊者越少的事實來強化自己的切身感受，慨歎自己在“力尚足以入、火尚以明”的情況下，卻隨著人群畏難退縮、半途而廢，乃至追悔莫及的惆悵之情。文章從客觀上的記敘向主觀的議論逐漸自然過渡，記敘和議論緊密結合。上下文一氣呵成，顯得氣勢流暢。
前呼後應，議論層層相關。文章圍繞著“入之愈深，其進愈難，而其見愈奇”這個中心議題逐層展開，文意由敘探洞轉向議治學。作者學習古人求思之深，故“往往有得”的治學精神，認識到在客觀條件許可下，做任何事情都必須樹立雄心壯志，才會不避險遠、百折不撓；矢志不渝，勇往直前，最終必定能取得奇偉、瑰怪、不同凡響的成就。只要盡了自己最大的努力，即使沒有達到預期的目的，也決不會因為遭到他人的譏諷而後悔。文章緊緊扣住“深”“難”“奇”三字，從志向、力量、物質條件三方面，進行遊洞和治學二者間的相互比擬，由實而虛，因事明理；觸類旁通，融敘事與議論為一體。讀者從字裡行間可以感受到作者從消極悔恨到積極反省、從感到不盡興變為有所得的思想情緒的變化。
在遊山途中，一塊字跡模糊而仆倒在地的碑石，竟引起了王安石極大的興趣，他從碑石上“花山”二字考證出當時人們把“華山”的“華”，讀作“華實”的“華”是錯誤的。並且由此聯想到因為古代文獻資料的不足，在治學過程中，常常出現以訛傳訛的現象。於是，他強調指出：治學中應具有“深思而慎取”的態度。作者借殘碑議治學，以小喻大，首尾貫通；不僅加深了文章議論的深度，更表現出作者嚴謹的章法和奇妙的構思。
這篇遊記語言凝煉且富有邏輯性，準確而概括地表達了文章曲折深奧的哲理。
（選自《文言文釋譯與賞析》 天津人民出版社2000年2月版）
《遊褒禪山記》是王安石的代表之作。表面上看，本文是一篇遊記，其實是借題發揮的議論文。本文的最大特點是記敘、議論相結合，記敘為議論服務。
作者先記敘了自己遊山洞的經歷。山洞“深”、“難”、“奇”，因有人“怠而欲出”，自己隨之而出，所以不能“極夫遊之樂”。接著，作者轉入議論，“夫夷以近，則遊者眾；險以遠，則至者少。而世之奇偉瑰怪非常之觀，常在於險遠，而人之所罕至焉。”這樣就把人分成兩類，只有那些不畏艱險沿著崎嶇的山路勇敢攀登的人，才有希望到達光輝的頂點。
這個道理不僅僅適用於遊覽爬山，也適用於一切工作。王安石作為一位政治家，從小熟讀儒家經典，仰慕孔孟，立志高遠。他在政治上的改革不就是探尋險遠之處的奇偉瑰怪嗎？當然，王安石深知，欲達險遠，首先需要立志，這是主觀條件。沒有遠大志向就永遠到達不了“險遠”。王安石有這個志向，他一生所追求的就是改變北宋“積貧積弱”的局面，要經世致用，這個願望在他上奏仁宗皇帝和神宗皇帝的文章裡講得清清楚楚。
有了志，就要持之以恆，有主見，不隨波逐流。否則，也不能到達“險遠”。在此基礎上，自身還要有足夠的力量。從政治改革的角度講，這個“力”是德、才、學、識各個方面綜合能力的體現。以上三個方面，志、恒、力都是攀登者自身具備的條件，可謂內部條件。然而到了“幽暗昏惑”之處，如果“無物以相之”，也不能到達。這裡的“物以相之”指什麼？作者王安石是有深意的。
王安石在做地方官時是就開始推行“青苗法”，效果很好。初試改革，他信心十足。然而改革是十分艱巨的任務，會遇到來自各方面的干擾阻撓。改革如果沒有最高權利──皇帝的支持是絕對不行的。特別是當改革進行到一定程度，懷疑者、攻擊者紛紛而至的時候，關鍵就看皇帝的態度了。王安石對此十分清醒，他希望皇帝能支持他。
當他寫了《上仁宗皇帝言事書》後，並沒有引起宋仁宗的重視，或者說，宋仁宗根本就不想支持他變法改革。年僅20歲的宋神宗繼位後，想有所作為，他重用王安石。於是，王安石上奏《本朝百年無事劄子》，論述了宋仁宗執政四十多年的種種弊病，指出了歌舞昇平的背後存在的嚴重危機。在宋神宗的全力支持下，王安石開始了 “熙寧變法”。神宗死後，不滿十歲的哲宗繼位，大權落在太后高氏手中。高太后對變法早就不滿了，她執政後，起用司馬光為首的保守派，於是變法失敗。相之之“物”，還包括一支高素質的官員隊伍。
王安石非常重視人才，可以說他是一個“人才決定論者”。他篤信“有治人，無治法”。要想振興宋朝，必須造就一大批既有忠心，又有能力，可以勝任朝廷重托的各級人才。王安石提出了“教之、養之、取之、任之”八字綱領。但由於宋神宗求成心切，熙寧變法在缺少一支精幹的官員隊伍的情況下就匆匆上馬了。由此看來，“物以相之”是何等的重要啊!
林紓評析《遊褒禪山記》時說道：“此文足以概荊公之生平。‘志’字是通篇之主，謂非定力以濟之，即有志亦復無用。故公之行新法堅決，不信人言也。所謂‘無物以相之’，相者，火也；火盡又焉得至？故行新法亦須人以助。武靈王行新法，有肥義諸人相之；公不得韓、富為之相，專恃呂惠卿、李定輩，無濟也。‘於人可譏’，則指同時指斥新法者；‘在己為有悔’，非悔新法之不可行，悔新法之不竟行也。‘盡吾志’三字，表明公之倔強到底，不悔新法之不善，而恨奉行者之不力。……按「至和」為仁宗年號，公實未相，新法亦為萌芽，吾言似少近穿鑿鍛煉。不知言者心聲，公之宿志如此，則異日之設施亦正如此。”林紓的此番分析可謂“此言得之”。
令讀者費解的是，王安石針對“仆碑”提出“深思而慎取之”的觀點，這個觀點是否遊離於主題之外呢？是否對上段議論有所沖淡呢？細細琢磨，作者把這一小段放在大段議論之後寫是有深意的。“仆碑”雖“仆”，畢竟是“碑”，但“其文漫滅”，謬種流傳，不得識其真面目。學者不應該被表面現象所迷惑，應追根溯源，求其本質。
王安石變法，有成功的可能，也有失敗的危險，中國向來有“成者王侯，敗者寇”的說法，一旦變法失敗，王安石能否得到一個客觀公正的評價呢？王安石的擔心不是沒有道理。不是有人稱王安石為“奸人”嗎？王安石壯志未酬，他成了後世毀譽交織、爭論最多、分歧最大、蓋棺難定論的人物。仇視王安石的人極盡誣衊栽贓之能事，欲“漫滅其文”。由此看來，“學者不可以不深思而慎取之”，這是多麼令人驚心的話語啊！由此而知王安石洞悉人性。
後人評價此文說：“逸興滿眼，而餘旨不絕。”（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鈔•宋大家王文公文鈔》卷八）“借題寫己，深情高致，窮工極妙。”（《唐宋文醇》卷五十八李光地語）“用筆最折。”（沈德潛《唐宋八家文讀本》卷三十）這些論述都道出了本文的深層含義，可謂王安石的“知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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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遊褒禪山記》賞析
《遊褒禪山記》是以借遊山探洞為題，闡述治學之道。它是以議論為主、記遊為次，通過記遊進行說理的優秀散文。
王安石這次遊褒禪山，因未能窮究山洞奇險之景，“不得極夫遊之樂”，敗興而歸。然而他在自我引咎追悔、反復思辯中，深刻地領悟了“世之奇偉瑰怪非常之觀，常在於險遠”的道理，並由此對治學之道進行深入的思考。
先敘後議，結構嚴謹自然。文章從介紹褒禪山得名之由落筆，既而簡要地敘述了華山前洞和後洞的概況，然後通過詳細地描寫他們進入幽暗深邃的後洞的經過寫出了作者“入之愈深，其進愈難，而其見愈奇”的真切感受，真可謂一語雙關，既是對游洞實景實情的描寫，也是對全文中心議題的表示。
接著，作者又用入洞越深，記遊者越少的事實來強化自己的切身感受，慨歎自己在“力尚足以入、火尚以明”的情況下，卻隨著人群畏難退縮、半途而廢，乃至追悔莫及的惆悵之情。文章從客觀上的記敘向主觀的議論逐漸自然過渡，記敘和議論緊密結合。上下文一氣呵成，顯得氣勢流暢。
前呼後應，議論層層相關。文章圍繞著“入之愈深，其進愈難，而其見愈奇”這個中心議題逐層展開，文意由敘探洞轉向議治學。作者學習古人求思之深，故“往往有得”的治學精神，認識到在客觀條件許可下，做任何事情都必須樹立雄心壯志，才會不避險遠、百折不撓；矢志不渝，勇往直前，最終必定能取得奇偉、瑰怪、不同凡響的成就。只要盡了自己最大的努力，即使沒有達到預期的目的，也決不會因為遭到他人的譏諷而後悔。文章緊緊扣住“深”“難”“奇”三字，從志向、力量、物質條件三方面，進行遊洞和治學二者間的相互比擬，由實而虛，因事明理；觸類旁通，融敘事與議論為一體。讀者從字裡行間可以感受到作者從消極悔恨到積極反省、從感到不盡興變為有所得的思想情緒的變化。
在遊山途中，一塊字跡模糊而仆倒在地的碑石，竟引起了王安石極大的興趣，他從碑石上“花山”二字考證出當時人們把“華山”的“華”，讀作“華實”的“華”是錯誤的。並且由此聯想到因為古代文獻資料的不足，在治學過程中，常常出現以訛傳訛的現象。於是，他強調指出：治學中應具有“深思而慎取”的態度。作者借殘碑議治學，以小喻大，首尾貫通；不僅加深了文章議論的深度，更表現出作者嚴謹的章法和奇妙的構思。
這篇遊記語言凝煉且富有邏輯性，準確而概括地表達了文章曲折深奧的哲理。
（選自《文言文釋譯與賞析》 天津人民出版社2000年2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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