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為相時對於新法的執行非常堅持,被時人稱為“拗相公”,或許與他遊褒禪山的經歷有關 《遊褒禪山記》是王安石的代表之作。表面上看,本文是一篇遊記,其實是借題發揮的議論文。本文的最大特點是記敘、議論相結合,記敘為議論服務。 作者先記敘了自己遊山洞的經歷。山洞“深”、“難”、“奇”,因有人“怠而欲出”,自己隨之而出,所以不能“極夫遊之樂”。接著,作者轉入議論,“夫夷以近,則遊者眾;險以遠,則至者少。而世之奇偉瑰怪非常之觀,常在於險遠,而人之所罕至焉。”這樣就把人分成兩類,只有那些不畏艱險沿著崎嶇的山路勇敢攀登的人,才有希望到達光輝的頂點。 這個道理不僅僅適用於遊覽爬山,也適用於一切工作。王安石作為一位政治家,從小熟讀儒家經典,仰慕孔孟,立志高遠。他在政治上的改革不就是探尋險遠之處的奇偉瑰怪嗎?當然,王安石深知,欲達險遠,首先需要立志,這是主觀條件。沒有遠大志向就永遠到達不了“險遠”。王安石有這個志向,他一生所追求的就是改變北宋“積貧積弱”的局面,要經世致用,這個願望在他上奏仁宗皇帝和神宗皇帝的文章裡講得清清楚楚。 有了志,就要持之以恆,有主見,不隨波逐流。否則,也不能到達“險遠”。在此基礎上,自身還要有足夠的力量。從政治改革的角度講,這個“力”是德、才、學、識各個方面綜合能力的體現。以上三個方面,志、恒、力都是攀登者自身具備的條件,可謂內部條件。然而到了“幽暗昏惑”之處,如果“無物以相之”,也不能到達。這裡的“物以相之”指什麼?作者王安石是有深意的。 王安石在做地方官時是就開始推行“青苗法”,效果很好。初試改革,他信心十足。然而改革是十分艱巨的任務,會遇到來自各方面的干擾阻撓。改革如果沒有最高權利──皇帝的支持是絕對不行的。特別是當改革進行到一定程度,懷疑者、攻擊者紛紛而至的時候,關鍵就看皇帝的態度了。王安石對此十分清醒,他希望皇帝能支持他。 當他寫了《上仁宗皇帝言事書》後,並沒有引起宋仁宗的重視,或者說,宋仁宗根本就不想支持他變法改革。年僅20歲的宋神宗繼位後,想有所作為,他重用王安石。於是,王安石上奏《本朝百年無事劄子》,論述了宋仁宗執政四十多年的種種弊病,指出了歌舞昇平的背後存在的嚴重危機。在宋神宗的全力支持下,王安石開始了 “熙寧變法”。神宗死後,不滿十歲的哲宗繼位,大權落在太后高氏手中。高太后對變法早就不滿了,她執政後,起用司馬光為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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