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禹錫詩 性格 新說——以游玄都觀詩為例

2018-03-12 由 中青在線 發表于文化 作者：戴偉華（廣州大學人文學院教授） 文學史在分析劉禹錫性格時，往往會以游玄都觀詩為例。劉禹錫從貶所征還，游玄都觀，作詩一首。據說此詩被人解讀後，告訴當政，劉又遭外貶。「紫陌紅塵拂面來」以及「百畝中庭半是苔」兩首詩到底反映了劉禹錫怎樣的性格？是否如通行文學史所說的「倔強」呢？問題並不是那麼簡單。 關於劉禹錫兩題玄都觀詩事的說法流傳甚廣，中間尚有疑惑不解處，以記載時間先後將材料羅列如下： ——劉禹錫自說。《再游玄都觀絕句》：「百畝中庭半是苔，桃花凈盡菜花開。種桃道士歸何處？前度劉郎今獨來。」詩《引》云：「余貞元二十一年為屯田員外郎，時此觀未有花木。是歲，出牧連州，尋貶朗州司馬。居十年，召至京師，人人皆言有道士手植仙桃，滿觀如爍晨霞，遂有前篇，以志一時之事。旋又出牧，於今十有四年，復為主客郎中。重遊玄都，蕩然無復一樹，唯兔葵燕麥動搖於春風耳。因再題二十八字，以俟後游。時大和二年三月。」 ——《本事詩》說。「劉尚書自屯田員外左遷朗州司馬，凡十年始征還。方春，作贈看花諸君子詩曰：『紫陌紅塵拂面來，無人不道看花回。玄都觀里桃千樹，儘是劉郎去後栽。』其詩一出，傳於都下，有素嫉其名者，白於執政，又誣其有怨憤。他日見時宰，與坐，慰問甚厚，既辭，即曰：『近者新詩，未免為累，奈何？』不數日，出為連州刺史。其自敘云：『貞元二十一年春，余為屯田員外，時此觀未有花。是歲出牧連州，至荊南，又貶朗州司馬。居十年，詔至京師，人人皆言有道士手植仙桃滿觀，盛如紅霞，遂有前篇，以記一時之事。旋又出牧，於今十四年，始為主客郎中。重遊玄都，蕩然無復一樹，唯兔葵、燕麥，動搖於春風耳。因再題二十八字，以俟後再游。時太和二年三月也。』詩曰：『百畝庭中半是苔，桃花凈盡菜花開。種桃道士歸何處，前度劉郎今獨來。』」文中「太和」乃「大和」之誤。 ——《舊唐書》說。「元和十年，自武陵召還，宰相復欲置之郎署。時禹錫作游玄都觀詠看花君子詩，語涉譏刺，執政不悅，復出為播州刺史……大和二年，自和州刺史征還，拜主客郎中。禹錫銜前事未已，復作游玄都觀詩序曰：『予貞元二十一年為尚書屯田員外郎，時此觀中未有花木，是歲出牧連州，尋貶朗州司馬。居十年，召還京師，人人皆言有道士手植紅桃滿觀，如爍晨霞，遂有詩以志一時之事。旋又出牧，於今十有四年，得為主客郎中。重遊茲觀，蕩然無復一樹，唯兔葵、燕麥，動搖於春風，因再題二十八字，以俟後游。』其前篇有『玄都觀里桃千樹，總是劉郎去後栽』之句，後篇有『種桃道士今何在，前度劉郎又到來』之句，人嘉其才而薄其行。禹錫甚怒武元衡、李逢吉，而裴度稍知之。大和中，度在中書，欲令知制誥，執政又聞詩序，滋不悅，累轉禮部郎中、集賢院學士。」 劉禹錫自說未涉及他人與自己的仕途。如依劉《引》所述寫作本事，則二詩仍觸景生情，寄託感慨。詩《引》交待作詩緣由，以記時記事為主。《本事詩》說，除劉自序內容外，添加了「紫陌紅塵拂面來」詩傳播及其嚴重的政治後果。《舊唐書》說大致承《本事詩》，但稍有不同，不僅保留《本事詩》有關第一首詩「紫陌紅塵拂面來」的效果記載，又增添了第二首詩「百畝中庭半是苔」引起的後果，以及「人嘉其才而薄其行」的直接評價。 為準確分析劉禹錫的性格，這裡對三則材料做了比較。材料一以自序交待作詩原因；材料二添加了第一首詩在傳播中產生的影響；材料三在《本事詩》的基礎上，保留了第一首詩傳播影響的記載，又添加了第二首詩在傳播中的影響，而且兩次提到「執政不悅」。《舊唐書》的最大改動是增加了社會輿論以表示修史者對此事的評價，所謂「人嘉其才而薄其行」，這其實是很重的一句話。對歷史事件的記載，常處在一種不斷遞補的過程中，有時會讓人們更加明白事情的始末和真相，有時也會因添加不妥做了錯誤的引導，而讓人們陷於迷惑之中。 就材料探討劉禹錫性格有兩條線索，結論是有差異的。一是如劉自述，他就事論事，只關注詩歌寫作，先後兩次都是即景敘事抒情，有寄託。至於二詩所產生的影響，他並不知情。這樣可以歸納劉之性格：自信中稍有自負。二是綜合《本事詩》和《舊唐書》記載，二詩均被人過度闡釋，產生不良後果。這樣即可歸納劉之性格：自信而且固執，甚至不明智。但這裡有一問題：劉是想入朝做官的人，他如果明知第一首詩已惹下麻煩，為何又寫第二首詩再去找麻煩。這樣豈不是自尋煩惱，有意做事與願違的事，此於情於理難通。 兩題玄都觀詩確實給我們解讀古代作家性格帶來了許多啟發。三則材料其實有兩種傳播路徑：一是劉之自述，《本事詩》和《舊唐書》也是尊重這一材料的，都如實引用，個別地方文字稍異；二是《本事詩》和《舊唐書》新增內容，雖是傳聞，也一定有真實的成分。這樣，對寫作者而言，他並不一定知道詩歌寫作引起的後果，也就是說他並沒有將詩與自己被貶聯繫起來，故「紫陌紅塵拂面來」詩記一時之事，後因再題「百畝中庭半是苔」詩，以俟後游再有題作，如此而已。至於《本事詩》和《舊唐書》所記則反映了另一事實，有人利用劉禹錫詩做文章，有意把詩中的描寫和情緒上綱上線，對劉陷害並得手。記錄者則將傳聞儘量和劉兩度作詩兩度被貶做了因果聯繫。這樣推理情理上容易被人接受，將劉兩次被貶歸結為兩次題詩的影響。如果說如《本事詩》所載，第一首詩已產生嚴重後果，那麼，劉禹錫寫作第二首詩就是明知故犯了，這樣是否低估了劉禹錫的政治智慧？畢竟，他跟隨杜佑多年，又經歷了「永貞革新」的浮沉。 一般情況下，文學史著作都會引這兩首詩來說明劉禹錫的性格，但如何解釋，還可以討論。如果劉禹錫是在不知道第一首詩的傳播影響的情況下，事隔十多年又寫下第二首詩，那只能就詩歌內容和劉之自述來推論其性格，這樣可以說劉詩表現出感傷（第一首）、自信（第二首）。如說二詩表現出倔強的性格，似為不妥。 《光明日報》（ 2018年03月12日 16版） 原文網址：https://kknews.cc/culture/x3aqno9.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