愛因斯坦的創造力從何而來
——讀《一個真實的愛因斯坦》
董光璧
由方在慶先生主編、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的新書《一個真實的愛因斯坦》，與眾多已有的關於愛因斯坦的書相比，它更能滿足範圍廣泛的一般讀者的需要。雖然在專業深度上它比不上派斯的《上帝難以捉摸——愛因斯坦的科學與生活》和庫茲涅佐夫的《愛因斯坦：生、死、不朽》，但它比較全面地反映了愛因斯坦的傳奇一生，而且以圖片為主的畫傳形式不僅容易讀也增加了閱讀興趣。這部畫傳中有關愛因斯坦的大量圖片，包括他的出生證、他的中學畢業成績單、他寫給奧斯特瓦德教授的求職信、他婉拒以色列總統職位的相關檔和他喚醒公眾和平意識的最後講稿，只有專業研究人員才有機會接觸，而一般讀者通常是很難看到的。特別是那些適應讀者獵奇心理的一些圖片，如愛因斯坦身邊的女性和反對理論以及思想的敵對者，我想是不會使他們失望的。
在“創新”這個辭彙使用頻率極高的當代中國，愛因斯坦不僅倍受中國青年的崇敬，而且成為一些科學技術政策制訂者們思考和研究的物件。為本書作序的中國科學院院長路甬祥先生強調：“歸根到底，無論對國家，還是個人，創造性都是一種美好而寶貴的品格。今年世界範圍內轟轟烈烈地紀念愛因斯坦，我認為，這不是表示崇拜，只是表達對創造性的敬意和尊重。”本書主編方在慶先生也在前言中說：“我們相信，在科學與文化史之間架設的橋樑，將為現代人開啟一個全新的視角來看待愛因斯坦的一生，並以此來激發廣大民眾特別是青少年的科學熱情，提升整個民族的科學素養和創新意識。”而且他還對愛因斯坦的創造力的思想泉源給出了如下猜測：
愛因斯坦一生的工作與風格中存在一些顯著的、令人困惑的對立傾向。這種對立所產生的張力或許就是愛因斯坦創造力的源泉。一方面渴望權威人物的承認，受不了他們的蔑視；另一方面，為了反抗權威，需要向權威人物表示獨立性（以及偶爾的大膽反抗）。愛因斯坦1901年7月8日在寫給溫特勒的信中說：“對權威的愚忠是真理最大的敵人。”這可以看成是他的基本態度。（第42頁）
愛因斯坦創造力從何而來？不只是許多讀者的興趣中心，也是一些著作家著力研究的問題。關於愛因斯坦創造力的思想泉源，除基於愛因斯坦本人回憶的兩個“驚奇”所表現的好奇心外，還有庫茲涅佐夫強調“孤獨”，派斯強調“自信”，許良英強調“逆境”，所有這些都可以在這本畫傳中找到例證。
這個“真實的”愛因斯坦，平凡獨特但非神童；家境雖然不錯，卻非名門貴族；就讀的學校雖然在歐洲也很有些名氣，但也不是世界一流大學；在學習期間雖有良師益友相伴，但並無名師指導；而且畢業後還飽嘗了兩年失業的痛苦。他竟然在專利技術審查員的崗位上，作為一名業餘科學家創造了他的第一科學高峰（1905年），完成了光量子論、狹義相對論和布朗運動理論等科學成果。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混亂中，他“演奏”了科學與和平的交響曲，創造了他的第二個科學高峰，在大學教授的崗位上完成了相對論（1915年）、受激輻射理論（1916年）和宇宙學（1917年）。
這本愛因斯坦畫傳中的兩個檔，中學畢業的法語作文《未來的計畫》（第26頁））和晚年所寫的《論內在的自由》（第233頁），分別反映了他的科學創造高峰之前和之後的思想，我特別提出來藉以強調“理想”和“自由”對於潛在創造力發揮的重要性。讓我們先來來欣賞《未來的計畫》這篇不足三百字的短文：
一個幸福的人對現在太滿意就不可能對未來思考太多。另一方面，年輕人喜歡獻身于大膽的計畫。而對一個嚴肅的青年來說，盡可能準確地認識他適當的目標是什麼，是很自然的事。
如果運氣好，我將去蘇黎世（聯邦工學院）。我會在那兒學4年數學和物理。我想像自己會成為那些自然科學分支領域的一名老師，我想我會更喜歡其中的理論部分。
引導我走想這個計畫的是這樣一些理由。首先，是因為（我）傾向於抽象思維和數學思維，而且（我）缺乏想像力和實踐能力。我的願望也激勵我下同樣的決心，那是很自然的，人總是喜歡做他有能力做的事情。而且，科學事業還存在著一定的獨立性，那正式我喜歡的。
作為中學生的愛因斯坦，選擇科學研究作為自己的理想，他的這一理想是基於他對社會現實的不滿，而且也是他對於思想獨立的嚮往。他晚年的《論內在自由》，與其早年的對思想自由的這種嚮往是一脈相承的：
科學的發展，以及一般的創造性精神活動的發展，還需要另一種自由，這可以稱之為內在的自由。這種精神上的自由在於思想上不受權威和社會偏見的束縛，也不受一般違背哲理的常規和習慣的束縛。……只有不斷地、自覺地爭取外在的自由和內在的自由，精神上的發展和完善才有可能。由此，人類的物質生活和精神生活才有可能得到改善。
在2005年於北京召開的第22屆國際科學史大會上，著名物理學家楊振寧先生做了題為“愛因斯坦：機遇與眼光”的發言，讚揚了愛因斯坦的“自由眼光”和“深邃眼光”。對於愛因斯坦的第一個科學創造高峰，他強調愛因斯坦生逢其時，他遇到了牛頓時代以來重寫物理學的獨一無二的機遇，並以其自由的眼光抓住了這個機遇。對於愛因斯坦的第二個科學創造高峰，他強調愛因斯坦沒有什麼機遇可抓，而是以其深邃的眼光創造了一個機遇，“這是一次純粹的創造”。楊振寧認為：“愛因斯坦逝世五十年來，他的追求已經滲透了理論物理學基礎研究的靈魂，這是他的勇敢、獨立、倔強和深邃眼光的永久證明。”
在最一般意義上，潛在創造力的發揮源於對“挑戰”做出適當的“應戰”。這是英國歷史學家湯因比總結出來的人類文明產生和進化的機制。地球上的幾十個文明圈都是應對來自然的挑戰中形成的。文明是個體的創造的集合，在這個意義上“挑戰—應戰”說也是適合於個體人的。這樣看來著名的愛因斯坦研究者許良英的意見值得重視，他強調了愛因斯坦所遭遇的“逆境”。
《一個真實的愛因斯坦》，方在慶主編，北京大學出版社2006年5月第1版，定價：38元。
載2006年11月10日《文彙讀書週報》
——讀《一個真實的愛因斯坦》
董光璧
由方在慶先生主編、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的新書《一個真實的愛因斯坦》，與眾多已有的關於愛因斯坦的書相比，它更能滿足範圍廣泛的一般讀者的需要。雖然在專業深度上它比不上派斯的《上帝難以捉摸——愛因斯坦的科學與生活》和庫茲涅佐夫的《愛因斯坦：生、死、不朽》，但它比較全面地反映了愛因斯坦的傳奇一生，而且以圖片為主的畫傳形式不僅容易讀也增加了閱讀興趣。這部畫傳中有關愛因斯坦的大量圖片，包括他的出生證、他的中學畢業成績單、他寫給奧斯特瓦德教授的求職信、他婉拒以色列總統職位的相關檔和他喚醒公眾和平意識的最後講稿，只有專業研究人員才有機會接觸，而一般讀者通常是很難看到的。特別是那些適應讀者獵奇心理的一些圖片，如愛因斯坦身邊的女性和反對理論以及思想的敵對者，我想是不會使他們失望的。
在“創新”這個辭彙使用頻率極高的當代中國，愛因斯坦不僅倍受中國青年的崇敬，而且成為一些科學技術政策制訂者們思考和研究的物件。為本書作序的中國科學院院長路甬祥先生強調：“歸根到底，無論對國家，還是個人，創造性都是一種美好而寶貴的品格。今年世界範圍內轟轟烈烈地紀念愛因斯坦，我認為，這不是表示崇拜，只是表達對創造性的敬意和尊重。”本書主編方在慶先生也在前言中說：“我們相信，在科學與文化史之間架設的橋樑，將為現代人開啟一個全新的視角來看待愛因斯坦的一生，並以此來激發廣大民眾特別是青少年的科學熱情，提升整個民族的科學素養和創新意識。”而且他還對愛因斯坦的創造力的思想泉源給出了如下猜測：
愛因斯坦一生的工作與風格中存在一些顯著的、令人困惑的對立傾向。這種對立所產生的張力或許就是愛因斯坦創造力的源泉。一方面渴望權威人物的承認，受不了他們的蔑視；另一方面，為了反抗權威，需要向權威人物表示獨立性（以及偶爾的大膽反抗）。愛因斯坦1901年7月8日在寫給溫特勒的信中說：“對權威的愚忠是真理最大的敵人。”這可以看成是他的基本態度。（第42頁）
愛因斯坦創造力從何而來？不只是許多讀者的興趣中心，也是一些著作家著力研究的問題。關於愛因斯坦創造力的思想泉源，除基於愛因斯坦本人回憶的兩個“驚奇”所表現的好奇心外，還有庫茲涅佐夫強調“孤獨”，派斯強調“自信”，許良英強調“逆境”，所有這些都可以在這本畫傳中找到例證。
這個“真實的”愛因斯坦，平凡獨特但非神童；家境雖然不錯，卻非名門貴族；就讀的學校雖然在歐洲也很有些名氣，但也不是世界一流大學；在學習期間雖有良師益友相伴，但並無名師指導；而且畢業後還飽嘗了兩年失業的痛苦。他竟然在專利技術審查員的崗位上，作為一名業餘科學家創造了他的第一科學高峰（1905年），完成了光量子論、狹義相對論和布朗運動理論等科學成果。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混亂中，他“演奏”了科學與和平的交響曲，創造了他的第二個科學高峰，在大學教授的崗位上完成了相對論（1915年）、受激輻射理論（1916年）和宇宙學（1917年）。
這本愛因斯坦畫傳中的兩個檔，中學畢業的法語作文《未來的計畫》（第26頁））和晚年所寫的《論內在的自由》（第233頁），分別反映了他的科學創造高峰之前和之後的思想，我特別提出來藉以強調“理想”和“自由”對於潛在創造力發揮的重要性。讓我們先來來欣賞《未來的計畫》這篇不足三百字的短文：
一個幸福的人對現在太滿意就不可能對未來思考太多。另一方面，年輕人喜歡獻身于大膽的計畫。而對一個嚴肅的青年來說，盡可能準確地認識他適當的目標是什麼，是很自然的事。
如果運氣好，我將去蘇黎世（聯邦工學院）。我會在那兒學4年數學和物理。我想像自己會成為那些自然科學分支領域的一名老師，我想我會更喜歡其中的理論部分。
引導我走想這個計畫的是這樣一些理由。首先，是因為（我）傾向於抽象思維和數學思維，而且（我）缺乏想像力和實踐能力。我的願望也激勵我下同樣的決心，那是很自然的，人總是喜歡做他有能力做的事情。而且，科學事業還存在著一定的獨立性，那正式我喜歡的。
作為中學生的愛因斯坦，選擇科學研究作為自己的理想，他的這一理想是基於他對社會現實的不滿，而且也是他對於思想獨立的嚮往。他晚年的《論內在自由》，與其早年的對思想自由的這種嚮往是一脈相承的：
科學的發展，以及一般的創造性精神活動的發展，還需要另一種自由，這可以稱之為內在的自由。這種精神上的自由在於思想上不受權威和社會偏見的束縛，也不受一般違背哲理的常規和習慣的束縛。……只有不斷地、自覺地爭取外在的自由和內在的自由，精神上的發展和完善才有可能。由此，人類的物質生活和精神生活才有可能得到改善。
在2005年於北京召開的第22屆國際科學史大會上，著名物理學家楊振寧先生做了題為“愛因斯坦：機遇與眼光”的發言，讚揚了愛因斯坦的“自由眼光”和“深邃眼光”。對於愛因斯坦的第一個科學創造高峰，他強調愛因斯坦生逢其時，他遇到了牛頓時代以來重寫物理學的獨一無二的機遇，並以其自由的眼光抓住了這個機遇。對於愛因斯坦的第二個科學創造高峰，他強調愛因斯坦沒有什麼機遇可抓，而是以其深邃的眼光創造了一個機遇，“這是一次純粹的創造”。楊振寧認為：“愛因斯坦逝世五十年來，他的追求已經滲透了理論物理學基礎研究的靈魂，這是他的勇敢、獨立、倔強和深邃眼光的永久證明。”
在最一般意義上，潛在創造力的發揮源於對“挑戰”做出適當的“應戰”。這是英國歷史學家湯因比總結出來的人類文明產生和進化的機制。地球上的幾十個文明圈都是應對來自然的挑戰中形成的。文明是個體的創造的集合，在這個意義上“挑戰—應戰”說也是適合於個體人的。這樣看來著名的愛因斯坦研究者許良英的意見值得重視，他強調了愛因斯坦所遭遇的“逆境”。
《一個真實的愛因斯坦》，方在慶主編，北京大學出版社2006年5月第1版，定價：38元。
載2006年11月10日《文彙讀書週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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